专家：女性职业发展风险亟待积极政策回应

　　编者按

　　在9月4日~5日召开的G20峰会上，女性就业问题再一次得到关注，提高女性就业率也被写入《2016年B20政策建议报告》，显示出包容性发展下，对女性就业权益的重视。为此，本文对提高女性就业率的多重内涵与要求做了进一步解读，并重点分析了全球化风险下，女性的生育与照料责任所带来的“母亲工资差距问题；指出制定支持女性就业的家庭政策，帮助女性实现工作-家庭平衡是提高女性就业率的必然要求。

　　G20峰会一直关注就业问题，今年更是首次将提高女性就业作为重点议题之一。这凸显出在全球化背景下，女性的就业和职业发展风险将进一步引起重视。在全球范围内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随着经济进一步繁荣，生育率下降，女性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，主张性别平等文化发展，这些都为扩展女性自主选择职业发展空间，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现实基础。但不容忽视的是，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依然是一个全球性问题。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偏见和歧视问题也依然存在，女性较高就业率的背后仍存在不少问题和风险，亟待更为积极的政策回应。

　　提高女性就业率具有多维内涵

　　女性就业问题体现在许多方面，比如，与男性相比，女性在就业市场进入方面仍处于弱势，收入的性别差异广泛存在，女性收入普遍低于男性：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女性居多，加剧了女性就业的脆弱性；职业级别分布的性别不均衡问题严重，“玻璃天花板现象突出。

　　基于此，提高女性就业率有着广泛的内涵和外延，我们须在多维视阈下去探讨这一议题：其一，这一目标本质上兼顾公平和效率，是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两性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；其二，这一目标不仅体现在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上，更应该体现在女性就业质量的提升上；其三，这一目标涉及多项社会制度安排，包括教育、健康、就业、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。因此，提高女性就业率必须准确锚定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具体问题、主要原因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，才能有的放矢，从根本上改善妇女就业环境，提升妇女就业率。

　　职业中断、职业压力与工资差距问题凸显

　　目前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全球排前列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，男性劳动参与率为78.2%，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3.7%，不仅高出2010年的世界平均水平（53%），也高于20国集团成员女性的平均水平（56%）。同时，由于女性在生育和养育子女中所承担的生理角色，以及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模式，中国女性也是家务劳动和家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。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，女性承担家庭中“大部分和“全部，做饭、洗碗、洗衣服、做卫生、照料孩子生活等方面家务劳动的比例均高于72%，而男性均低于16%。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在全球范围内也普遍存在。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领域中“双高参与率不仅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家庭-工作冲突压力，也给女性的职业发展带来更大风险。

　　在生育阶段，由于生育投入与孩子照料的负荷，女性职业发展可能会被迫中断，选择主动或被动地退出劳动力市场。生育孩子数量越多，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就越高，还有一些女性不得不改变工作性质、工作地点和时间。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，2010年从事非农劳动的18岁～64岁已生育女性中，有20.2%的人因为生育或者照顾孩子而有过半年以上的职业中断经历，最长中断工作时间平均为2.8年；有3岁以下子女的女性就业率为62%，比没有3岁以下子女的女性就业率低将近12个百分点。另有数据表明，有6岁以下子女的女性就业率由1990年的90.3%下降到2005年的77%，有3岁以下子女的女性就业率更是从1990年的89.2%大幅下滑至2005年的56.6%。实际上，生育问题带来的女性就业劣势早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。根据欧盟的统计数据，2015年欧盟28国有1个或2个未成年子女的母亲劳动参与率分别为65.5%和63.5%，而有3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母亲劳动参与率只有46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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